王维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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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曙的曙光环保所公布的土壤、水体污染数据，严重地“扰乱”了湖南省的土壤污染治理的样板工程，因此采取时间差和莫须有的罪名加以严厉打击，这是中国政府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目前常常采取的手法。刘曙这样的90后环保精英，在中国社会是稀有人物，却代表中国生态环保事业的未来，保护中国生态环境依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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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有中国的社会生态，钱理群教授曾提出“说话的三个底线”：
一、做人应说真话；
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
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於人。
似乎沉默是明哲保身的最好办法。但是有人却不这么认为。
德国的牧师馬丁·尼莫拉从他最后被纳粹抓入集中营而差点命归黄泉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对邪恶不应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的结果是最终害己。他写道：
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纳粹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纳粹追杀工会会员时，我沒站出來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
成纳粹追杀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人。
当他們要追杀我时，再也沒有人为我说话了。
是钱理群教授的话对还是馬丁·尼莫拉牧师说的对，请读者自己判定。笔者绝不会对邪恶保持沉默，对刘曙事件也不保持沉默。
一、刘曙是90后的环保精英
2016年10月10日刘曙被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泄漏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而拘留，行政拘留十日。
十日早已经过去，至今依然没有刘曙重获自由的消息。
刘曙，女，25岁，湖北省咸宁人，一位从事环公益保事业的90后的女大学毕业生。2013年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用她毕业后几年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积蓄在湖南省会长沙注册了“曙光环保”公益组织，刘曙出任理事长，开始对湖南省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进行实地调查，重点地区是株洲、湘潭、长沙和石门。
大学时代是一个激情的岁月，抱着远大的理想来到校园提高和完善自己。走出校园的毕业生都是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动力。曾几何时，中国的大学成为培养“新太监”的地方，走出校园的毕业生没有血气、没有感恩的情怀。也许是高昂的房价压得他们再无法挺起腰杆做人。
在工业发达国家，环保公益事业的主力军是中学生、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园的人，甚至可以包括小学生，他们有主见、有办法、有精力、有时间和有财力。而在中国，做环保公益事业的热心人本来就不多，而且大多数是一些年纪偏大的人，象汪永晨、杨勇、范晓等等，都是一些“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人，象刘曙这样的80后、90后和00后真是少之又少。
中国的环保靠什么？靠一个好的环保部长？新的环保部长是留英的博士、清华的博导，可是中国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天，中国的地还是五毒俱全的地，中国的水还是五颜六色的水。象刘曙这样的90后环保精英被国安局抓走，也未见他发声。中国的环保靠什么？靠一个好的环境保护法？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并不晚，现在可能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名列第一，因为只有中国有区域环境评价制度，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中国环境保护法一改再改，违规罚款数额越定越高，可是中国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天，中国的地还是五毒俱全的地，中国的水还是五颜六色的水。中国环境保护立法不能保护象刘曙这样的90后环保精英从事正常的环保事宜。环境保护本来就是草根运动，中国的环保最终要靠人，靠你靠我，靠象刘曙这样年轻的热心环保公益事业的人，有知识，充满热情，充满对自然感恩的情怀。
二、环境污染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
湖南省是中国最重要的粮仓之一。历史上有“湖广熟，天下足”，意指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盛产稻米，两湖两广丰收，则天下粮食足够矣。来自湖南的毛泽东对粮食生产特别重视，当年湖南省大量围垦洞庭湖区种植稻米，毛泽东看了大为欢喜，称赞道“喜看稻菽千重浪”。为了粮食的增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破坏了土壤和水体。株洲、湘潭和长沙是中国稀土工业和有色冶金的重要基地，后来在有色冶金工业基地的基础上后来又增加了大量的化工工业。长期以来只重视GDP的增长，而轻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和废渣污染了土壤和水体。石门本是一个偏僻山区的农业小县，由于铁路的开通和当地的矿产资源，成为一个化工城市，矿产资源开发和化工业成为当时最大的污染源。
在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湖南省是专业实习的基地，长沙、株洲、湘潭和石门都留下了一些印象。那时教授在环保课程中说，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课堂上讲的污染实例都发生在西方工业国家，比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日本富山县的世界最早的鎘中毒事件。由于当地大量开采铜、锌、铅等矿藏，镉等重重金属进入河流。当地盛产稻米，污染的河水灌溉着稻田，污染的河水也作为生活饮用水源。人食用镉污染的稻米和水，镉便集聚在人体内，导致骨骼软化和肾功能衰竭乃至死亡。由于骨骼软化会使病患疼痛无比，镉污染导致的疾病又叫痛痛病。1950年以前人们对镉污染以及镉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并无认识，以为这种痛痛病只是一种地方性疾病。1955年日本的医生通过研究确认痛痛病是由于镉污染所致，找到了因果关系。从1961年开始污染源调查，确认镉污染来自于日本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三井金属矿业公司的开矿活动。1968年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到法院起诉三井金属矿业公司，1971年法院判决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胜诉。之后，三井金属矿业公司支付受害人医疗费用、并向受害人发放赔偿费，同时为居民监督水质提供资金。政府对镉污染的受害者做出界定：一个人曾在污染区域居住过，患有肝臟功能失调、骨骼软化，就是患有与之没有关联的心脏病，也都算是受害者。日本新闻界全程跟踪报道了整个污染事件，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根本没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之说。日本的医生和科学工作者公开揭示开矿、镉污染和痛痛病的因果关系以及污染的肇事者，日本政府也没有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威胁或加罪于他们。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事后污染制造者一方支持民众来监督水质，并向民众监督水质提供资助。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企业要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不要以为企业有水质检查，政府也有水质检查，民众就可以放心了。最能让民众放心的是民众自己的监督和检查。真如德国俗语所说：信任是好，检查更好。如果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水质检查都符合标准，那么民众也就真正放心了。三井金属矿业公司能资助民众来监督水质，说明企业的自信心，相信能够治理污染，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湖南省的土壤污染、水污染，特别是镉、铅、锌等重金属的污染，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富山县的镉污染有不同，这个不同不仅仅是在于湖南省的污染强度大于日本富山县，湖南省的污染范围大于日本富山县，湖南省的受污染人数超过日本富山县，湖南省的受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超过日本富山县，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富山县的镉污染是世界上第一次被发现和证实的，在这之前人们对镉污染并没有认识，而湖南省的镉污染是在重复资本主义国家的污染道路。
三、中国政法系统对付异议人士和群体事件的新办法
2016年10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泄漏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对刘曙实施行政拘留十日。
中国政法系统对改革开放以来镇压异议人士和群体事件总结出几条有效的经验，比如“疏导为主，各个击破，做到大维稳，小处置；长期牵制，适时打击，公秘结合,专群合一”。这些经验常常在政法系统的专业杂志上进行讨论、研究，并加以完善，以便在实践中更加有效。具体的做法就是当事件刚发生时尽量采取措施，缓解矛盾，避免正面冲突，防止事态升级；等事件平息之后，间隔一段时间，严厉地以与事件无关的罪名打击事件的领头人物，各个击破。比如著名的环保人士吴立红，自1998年以来不断地向媒体和官方揭露太湖水污染和政府不作为的情况，让当时政府十分恼怒。2007年以“敲诈罪”被拘捕并判刑三年。
由此来看，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对刘曙实施行拘留，一定满足下面三点：
第一：刘曙干了让政府十分丢脸或者不高兴的事；
第二：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不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而在2015年或者更早；
第三：这件事情和“泄漏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四、湖南省治理镉污染的样板工程
到底刘曙干了什么事情，让政府十分恼怒？这要从湖南省治理镉污染的样板工程谈起。
2014年4月，湖南省政府决定在长沙、株洲和湘潭地区开展稻谷去镉试点工作，由副省长张硕辅担任项目的负责人，决心在湖南省搞出成绩和经验来，成为全国治理土壤污染的突破口。这个项目涉及170万亩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和种植结构调整试点试验。中央财政拨款11.5亿元人民币，湖南省财政安排14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
按照湖南省政府计划，170万亩耕地被划分为三类土地：
第一类土地：轻度污染的耕地，共76万亩，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七；
第二类土地：中度污染的耕地，共80万亩，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第三类土地：重度污染的耕地，共14万亩，占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二。
对于三类污染程度不同的耕地采取不同方法来处理：
轻度污染的耕地：即生产的大米镉含量超出国家标准的0.2毫克/千克，但未超出日本等国0.4毫克/千克的耕地。治理思路是，通过调节受污染土壤的酸度（即加撒石灰），种出镉含量不超标的合格大米。
中度污染的耕地：即土壤镉含量在1毫克/千克以下，生产大米镉含量在0.2毫克/千克至0.4毫克/千克的耕地。对土壤没有具体的治理措施，只是对产品实行监控。在丰收季节使用快速检测仪对产品检测，不达标的产品将被全部收购，阻止其直接进入市场。
重度污染的耕地：对土壤也没有具体的治理措施，改种非直接食用、非口粮的棉花、蚕桑、麻类、花卉等农作物。
从这个样板工程可以看出湖南省治理镉污染的真实水平。
首先，湖南省治理镉污染项目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大米中镉含量超标的根本原因是土壤和水体的镉污染。不从根本上解决湖南省土壤和水体中的镉和其他重金属的污染问题，不可能解决由此带来的一切问题，包括大米中镉含量超标的问题。
第二，三类土地轻度污染的划分，不是按照土地的真实污染程度来划分，而是按照土地上的生产的大米中的镉含量超标情况来划分，和土地的真实污染程有大的偏差。
最后，湖南省对三类镉污染的耕地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治理方案。对第一类土地轻度污染的耕地只是通过撒石灰的方式来调节土壤酸度，从而降低镉的活性，最终降低水稻对镉的吸收，以达到降低镉含量的目的，但是土壤中的实际镉含量没有任何降低。而且撒石灰土壤结构和土壤生物都没有任何好处。污染的土壤中除镉之外，可能还有铅、锌、铬、砷、汞等其他污染物，它们将继续危害人们的健康。中度污染耕地生产出来的超标大米，政府也不予销毁，只是阻止其直接进入市场，但是最终还是进入老百姓的饭碗，比如将镉超标大米和镉非超标大米混合，出来的就可能就是合格大米。重度污染耕地的农产品中过量镉还是进入了循环链，最终还是危害人体健康。
既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拿出几十亿元人民币来治理，而且只是作为治理的样板，就应采取“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做法，将一部分污染土地彻底治理完善，取得经验。拿几十亿元人民币来撒一些石灰，实在得不偿失。
五、曙光环保的工作“扰乱”了湖南省的土壤污染治理的样板工程
曙光环保从2013年成立以来，刘曙和她的同伴们深入湖南城镇村庄，采集土壤、水体和稻谷等个样品，进行重金属污染检测和分析。
2014年11月15日在“重金属污染防治论坛暨农田水田重金属污染防控研讨会”上，高亮在大会的讲台上宣读“曙光环保”提交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自2013年8月以来的采样、检测和分析结果。调查范围主要在湘江流域的重点工矿区，共收集164个样品，包括稻谷、土壤和矿渣样品。其中，79个稻谷样品涉及郴州市、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娄底市、长沙市、岳阳市、张家界市、常德市等10个地级市。其中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河底泥中，砷含量超标715.73倍；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村稻田中，镉含量超标206.67倍；岳阳桃林铅锌矿区汀畈村稻田铅含量最高值达1527.8mg/kg（即每千克含有1.5克），超标5.093倍。
“曙光环保”的报告通过参加会议记者的报导，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过去人们听到的只是环保部门发布的笼统的数据，比如中国五分之一的农田被污染，中国五分之四的地下水被污染等等。如今人们看到的是由“曙光环保”提供的具体的、血淋淋的、就在人们身边的数据。人们被这些数据被震撼，非常愤怒。
面对曙光环保发表的数据，湖南省政府有点束手无策。十多天内面对媒体的查问都没有给予回答。直到2014年12月3日，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在由环保厅召开媒体沟通会上指责曙光环保采样方法“不科学”。谢立说：判断一个区域重金属是否超标，一般用网格化采样方法，“不能在某个地方的某个点取个样就说整个区域都超标了”。
12月8日，湖南环保厅正式致函曙光环保，语气相当严厉，指责曙光环保公布的调查数据“造成我省环境信息紊乱和公众恐慌”。根据中国新的环境保护法，环保公益机构不得在政府部门有不良记录，否则不得提出环境诉讼等等。这一条是环保公益机构头上的紧箍圈。
为什么湖南省政府这么气急败坏呢？这是因为根据计划，湖南省政府将在2014年12月公布湖南省的土壤污染治理样板工程试点的总结阶段性成果。而曙光环保在一个月之前公布了另类实地测试的结果。
曙光环保的工作“扰乱”了湖南省的土壤污染治理的样板工程，曙光环保公布的数据打乱了三类污染土地的划分，也就破坏了样板工程的基础。谢立副厅长说，判断一个区域重金属是否超标，一般用网格化采样方法，“不能在某个地方的某个点取个样就说整个区域都超标了”。这实际也否定了湖南省政府的三类污染程度不同耕地的划分，因为它也没有采用网格化采样方法，其中判断一个区域重金属是否超标，也不是根据土壤检测数据来判断，而是根据大米中的镉含量来判断。谢立副厅长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2月18日，曙光环保按正常程序给湖南环保厅回信指出，采样方法是按照国家《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督技术规范》中的要求进行；样品是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的。一切做法都符合规范。对此刘曙说：“我们参与人员都是环境专业毕业。”“我也曾提议由环保厅组织专家去相关地点采样，环保厅不愿意”。
从曙光环保12月18日的回信和刘曙的表态中可以看到一群血气方刚90后，他们不做任何退让。从此曙光环保面临被取缔的风险，刘曙面临失去自由的风险。
如果湖南省长沙市国安局在2014年11月下旬或者12月以“造成我省环境信息紊乱和公众恐慌”拘留刘曙，人们自然会联系到曙光环保刚刚暴露的土壤、水体污染数据，激发起民众对刘曙和曙光环保的更大支持，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群体事件。
施缓解矛盾，避免事态升级；等事件平息之后，间隔一段时间之后，严厉地以与事件无关的罪名打击领头人物，各个击破。这是中国政法机构在新常态下的做法。
时隔将近两年，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泄漏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将刘曙拘留。“泄漏国家秘密”罪就已经够大的了，“泄漏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这个罪名就更大了，这个罪涉及和国外组织的联系以及信息交换。对于刘曙被拘留事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选择了沉默。
六、打击90后环保精英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大家都承认，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个大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要靠人，靠象刘曙这样年轻的热心环保公益事业的人，有知识，充满热情，充满对自然感恩的情怀。中国年轻人中愿意投身环保事业的人本来就不多，再将刘曙以莫须有的“泄漏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加以拘留，就是已经从事环保公益事业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也将被迫离开这项事业。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将永远只是一个口号。
最近几年，中国的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人们反对化工厂的立项，反对在家乡建造垃圾焚烧场，反对这个或那个企业污染空气、水体和土壤，反对这条或那条交通线路通过居住区等，一来说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来也说明民众对自身周围的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重视。当人们走上街头，维护权利的时候，希望大家都来关注，都来表示支持，当别的地方的人也为了维护权利走上街头，很多人却表现出冷漠，至少是保持沉默。如此下去，就象当年德国的牧师馬丁·尼莫拉所遭遇的那样，当纳粹要追杀他时，再也沒有人为他说话了。只有保卫了别人的权利，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
刘曙这样的90后环保精英，是中国的未来。对刘曙事件绝不能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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